特辑 | 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二）
张志扬先生八秩荣寿特辑
周玉峰先生书
编者按
在为《思想的临界》一书所撰序言中，刘小枫教授曾把张志扬先生比作中国新时期思想界的“脚力”。的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志扬先生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其特殊地位在于，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与对话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志扬先生不断变换的思想课题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
因志扬先生“自甘边缘”甚至半隐居于“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因此，潮起潮落热闹非凡的学界流波中，罕见志扬先生身影，其文其思更不为大众津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却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刘小枫语）。亦如有论者言，志扬先生哲思中所蕴藉的“原创性和生命感之力量奇大！”诚如斯言，数十年来，其文其思之影响早已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诸人文领域，潜移默化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汉语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别开生面的激发、灵感与话题。
2019年，志扬先生即满“杖朝之年”，作为多年深受先生哲思惠泽的聆听者，我们借“古典学研究”和“启示与理性”两个微信平台，以问题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陆续推送志扬先生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章，向志扬先生祝寿，并以期激励每个试图严肃地走在思想道路上的年轻学人……
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
1
“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
我已记不清小时侯是在哪里读到的这句诗，《红楼梦》里，《西厢记》里，还是《红楼梦》里的《西厢记》里？不记得了，也懒得去查。查什么呢？我又不是考证，它不过是儿时的一点记忆，它的模糊，本是记忆的痕迹或久已远去的成色，也恰好残留着我这个人历来“不求甚解”的陋习。然而这句诗，不知是什么牵动了儿时莫名的心绪，肯定不是微言大义，我还根本不懂，或许是节奏、声音和同样模模糊糊的辞令，竟这样记住了。
10岁解放，20岁失学，30岁坐牢，40岁入翰林，50岁南迁，天之涯，海之角……“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方知成了命运。这个命运不在词义上（我不是为衰落文化所化之人，也不感受衰落文化的苦痛与悲凉），而在它的韵律和隐喻上──“幽僻处可有人行”？我虽然一直走在“幽僻处”，但我算“幽僻处”的可行之人吗？
本世纪的上半叶，正值中国启“落后”之蒙，我没赶上；下半叶，启“先进”之蒙，我偏偏赶上了。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经历了资本主义批判、帝国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社会主义党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批判，经历了大革命、大民主、大平等、大公无私、全人类大解放，眼界如此开阔以至于全无敌，何来启蒙之有？
普列汉诺夫说，猴子变人是愉快的，人变猴子就不愉快了。很自然，猴子变人，仅一个富于希望的未来时，就已极大地加长了生命的信息与意义；相反，人变猴子，不仅掐断了未来的时间之维，连当下也呈现着滑坡的颓废景象，除了低级的动物欲即时兑现，已没有任何可以扬升的激情与梦想。然而这只是观念的单向度演绎，实际的情形恐怕要复杂得多。
实际的情形仿佛是一幅古怪的漫画：
或许，错位就是中国的二十世纪形象。
或许，无所谓错位，谁能说清历史非如此不可的正序。
我早已无能也无意在这些大历史观念中逗留了，即便它还是主流话语的“点苍台”。
然而，哪里是我的“幽僻处”？
2
小时侯，我什么都信。有三个人至今不忘。
一个人是卖糯米行糖的，年纪很老了，五十多岁的样子，颧骨高高的，嘴巴瘪瘪的，下巴外翘，眉眼极善，总是笑成一线，常常戴一顶破草帽。他挑一副担子，后面是木桶，装了一半糯米行糖，圆木盖上是又黄又黑的棉蒲团；前面也是木桶，但上面放的是一个高约四寸的正方形木盒，平面安了两片可以梭动的玻璃盖，一半装着糯米行糖，用白棉布盖着，一半是豌豆粉子，右下角放了一个木杯，内盛黑芝麻，粘糖用的。隔两天来一次，他多半是下午，太阳退到半墙高，来了。一进小巷，我们就叫起来，围上去。他左手搭在扁担上，右手取下草帽，一步一扭地往前走，口中唱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卖糖歌。听大人说，他是个“下江人”。我们总要围着他一起跳着叫着，两三分钟才停得下来。一分钱，一根小木棍上卷一坨糖；两分钱，大一点，可以粘芝麻，我们总是吵着要加一点，加糖，不要芝麻；三分钱特别是五分钱，他才会揪一大坨，放在豌豆粉子里面，边扯边滚，一会儿就拉成了细丝丝，放在他先裁好的黄草纸上给你。你可以用舌尖尖慢慢地舔，慢慢地尝，一个下午都甜甜的，什么都不想再要了，安静得很。
图片来自网络
3
一个人是做戏的，叫“一人班”。这个人就说不准什么时候来了，一个月，两个月，至多春夏秋冬吧，每个季节的场景我都看过，印象最深的是冬季。在那条小巷，数我家门前的空地最宽。他一来，多半到我家门前打场子。先把他扛着的长板凳上绑着的刀枪棍戟解下来靠着墙，上面挂着用马粪纸做的“一人班”招牌，再从他背的一个大口袋里拿出各种面具脸谱，还有各种颜色长短的胡须，用一对虎头钩挂在刀戟的叉口上，然后从腰间的破皮带（草绳？记不清了）上解下吊在右胯边的小铜锣，一边敲，一边用沙哑的嗓子介绍自己的“一人班”。他什么都演，但围观的人最后总要他演“爹爹扒灰”或“杀猪”。我记得的就是“杀猪”。
冬天，阴历十二月，刚下过雪子子，踩着它发出“喳喳”的声音。他来了，摆好行头，鸣锣叫场，围上来的人不多，他忽然解开草绳子，脱掉油腻腻的短棉袄，把有耳褡子的破棉帽甩到地上，打起了赤膊。围观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大概是下了寒气，又飘起了细细的雪粉，刚演完一个节目，有些看客开始要走了，围子一松便散……“一人班”大喊一声：“列位，请留步，寒冬腊月，怎么能够让捧场的朋友扫兴而归，今天是敝‘一人班’在贵码头的最后一场献丑。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嗨嗨，列位都是忙财之人，那里见过穷乡下冬天杀猪的场面。哎──耶”，他一巴掌把胸脯拍得轰响，“我今天就是要让大家看一看乡下的猪是怎么个杀法。”说完，他走到我的面前，弯腰拱手：“小兄弟，帮忙端一盆冷水来。”待我把冷水端来，他已脱得只穿一条花短裤躺在长板凳上，全身的肉已冻得发紫，死猪肝色一般。他要我把冷水放到头旁边。我的手和颈不住地哆嗦。
他用皮带把腿捆在板凳上，用草绳把胸脯也捆起来，颈子却用一根粗铁丝紧紧地绞在喉管的下面，头有一半靠在板凳外，眼看着太阳穴上的青筋暴起来。他一边捆绑一边学猪叫，捆到颈上，猪叫声最为凄厉。捆完后，他右手拿起一根粗木棍，朝自己的已冻得发乌的光胸脯狠狠地打起来，打一棍，变换一种叫法，愈打愈凶，则愈叫愈狂。奇怪的是，肚皮和胸脯打得又白又鼓，可颈、头、脸全都充血而肿胀，两眼发出刺人的亮光。突然，他右手放下木棍，举起一把明晃晃的短刀，左手端起木盆将冷水倾泼到自己的头上，说时迟那时快，他将木盆一抛，只见短刀飞快地刺进喉管，黑血从喉管喷涌出来，一声爆炸般的猪叫后，随着血流，你只听见猪从喉管里发出“古古”的气声，腿弹得越来越缓慢了，不动了，肚皮也塌了下去，头安静地偏掉在板凳外，刀插在颈上，血还在滴，他翻着白眼，直直地，像要掉出来……
围观的人发疯地一阵叫好后，迅速散去，只有少数人将铜角子丢在小铜锣里，溅到地上。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呆地缩在墙角，发傻地看着他抽出卡在铁丝和下巴间的短刀──短刀居然只有刀柄，刀不见了！他再慢慢解开铁丝，解开草绳，解开皮带，穿上棉裤棉袄，擦了擦脸和颈上的水和血，头发上的水都结了凌凌，用手打了打，戴上帽子，收拾好行头，最后才把散在地上和铜锣里的铜角放进口袋。我看着，没几个钱哩。他扛起长板凳，把木盆递给我：“谢谢你，小兄弟！”转身走了。
我端着木盆，发现里面放着两个铜角。
雪下大了。小巷空荡荡，早已消失了他的身影。
魏壁摄影作品
4
第三个是卖印色油的，中年人，三四十岁吧。身个很高，齐耳的卷发上歪戴着一顶陈旧了的黑白格子鸭舌帽，脸很黑，嘴大，红鼻头，眼眯成细长。脖子上总是系一条白毛巾。他用手挽着一个大篮子，看样子很沉，挽得很高，像是搁在胯臀上，走起路来，慢条斯理，摇摇摆摆，空着的胳膀，又大又粗，但摆动起来，极其柔软而优美，小指头翘得像个兰花手。凡从人身边走过，他都要斜眯着眼瞟你，从鼻腔牙缝里挤出朦胧而细长的声音：“印──色油！”遇到相熟的人，不用开口，脖子上的白毛巾只需轻轻一抖，就随着飞眼搭到了那人的肩上，刚一滑落，像是弹跳地又回到颈间，动作迅速而从容。
我怕这个人，不是因为大人们说他是“屁精”。谁要是妨碍大人们打牌，他们就吼：“等屁精来把你捉去！”“屁精”、“妖精”都是“精”，但吓不倒我。
我怕这个人，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我猜不透的东西。第一次从他身边走过，一声“印──色油”把我吓了一跳，这声音你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抬头四处看，看见他正看着我，这眼睛──看得我汗毛都树起来了，我拔腿就跑。后来，每见到他──我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听见他的声音；在很多很多人的地方，一眼看出他来──我都躲着偷看他很久。有时他蹲在墙脚，有时他斜靠着墙，一只脚用脚尖点在另一只脚的外边，捧一兜瓜子，漫不经心地嗑着，大篮子摆在面前，上面的布揭开了，搭在肩上。我好象从来也没有看见有人买他的印色油，他一点不在乎，总是很悠闲的样子。
图片来自网络
“印色”是什么东西？有一次我发倔了，一手拿着酒瓶，一手浑身上下摸，还低着头左瞧瞧，右看看，慢慢地朝他走去。快走到他跟前时，他忽然背过身，两手蒙着眼睛顶着墙。我也不管他，趁好看看篮子里的“印色”。原来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印色油盒，白的、蓝的、金的；还有各种大小形状的印石，最大的一个上面盘着一条龙。我真想蹲下来仔细看，但不敢，只好边走边回头看。刚走过，听见他说：“打酒的过去了。”噫！他会玩“猜过过”，我站住了。他转过身来笑着说：“钱都掉了，看你打什么酒。”
“那是一条龙？”我不好意思地问。
“老虎。你来看。”
他蹲下来，我也蹲下来，用一个指头去摸老虎的头。
“你叫咬脐。”
“恩，你怎么知道？”
“快跑，你妈叫你了。”
我回头一看，妈出现在巷子口，没等她叫，我撒起腿像燕子飞。
“剁头的……”
5
解放了。
听大人们说，杀猪的“一人班”，是“地下工作者”，现在当了大官，谁谁看见他坐吉普车，还跟着一个勤务兵。
不久又听说，“印色油”也是“地下工作者”，官当得还要大。
唉，卖糯米行糖的怕也是“地下工作者”，官当得更大吧？
6
一晃，二十世纪快过完了，再不写“1999独白”，永远写不成了。
写什么呢？我怎么想起小时侯，想起这三个人？或许是想回顾自己在二十世纪走过的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或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哪些是一直保留着的，哪些是后来增长的，哪些是媚俗的添加物，我能分清楚吗？
这三个人，其实早忘了，从来也不曾想过。但奇怪的是，一旦触动，他们竟如此鲜活，不仅每一个细节，连他们的声色与气味，仿佛伸手都能触摸到。想象从记忆中复活的感觉，不是用文字去扑捉，宁可说，文字是从那感觉中像丝样抽出来的，只是抽得鼻子酸酸的。这些人物像泥土粘着童年的梦呓，那么苦涩，那么迷离，那么自然无华而又荡气回肠！对于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人，他们是否真的当大官，重要吗？他们真的是大官，今天早就破损了，怕再也回不到记忆中来……
7
失学，是一种经历。家境不好，谈不上赋闲，零零星星打些短工，剩下的时间都给予了幻想，仿佛失学获得了自由幻想的权利，它表现为自己可以给自己重新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和事。当时的理想是当工程师，市一中出来的学生都应该当工程师的。清华同学会给母校送的锦旗上绣着六个金字：“工程师的摇篮”。观念如此，但心底里的偏爱，却是电影和电影本身，即要么当演员，要么做导演或编剧。
在图书馆里，我桌上的书经常是这样一种摆法：旁边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鲁金教授的《微积分学》上下两卷，还有一本《俄语语法》，而面前翻开的却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或《爱森斯坦选集》。
马克思曾在哪本书上这样说过，好象引用的是坎伯雷特大主教的话，“长得好看是后天的，会写文章是先天的”（大意）。记得读时奇怪了一阵：“说反了吧？”后来似有所悟：“坎伯雷特大主教把文章事看作天意，面相事看作人意，人意从不属我，那就听命天意吧”。可惜这“后来”很后了，退学后还考了两次，第一次录取到我退学的学校，第二次不取，从此断了想让自己长得好看的念头。至于我的面相，对不住，它先天就不好看的。
落榜的那年冬天，怕是腊月二十九，一夜大雪，地上足足铺了半尺厚。已经十点，民生路下河段，除了被风卷得高高又急速倾压下来的雪花，看不见一个人。敦林邀我到克瑜家去。我们三个人都“失学”在家（当时还没有“失业”这个概念，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失业”呢），在图书馆认识，都以电影为志向。而且他们两人都与电影沾边。敦林本来就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因当时武汉刚成立武汉电影制片厂，下设学员班，就把他留了下来，没想到，十个月下马，把他遣散到省话剧团，他一气之下退了出来。克瑜的母亲听说二三十年代就是个小有名气的女明星，后来“嫁”给了一位“领江”，解放后此人下落不明，他母亲做了小学老师，但长期借病挂职在家，几乎足不出户。
敦林穿了一件中式对襟短袄，印丹士林蓝，围一条黑白格子的羊毛围巾，再简朴也掩藏不住睥睨一切的眼神，他两手妥着，微微前倾，僵直的摆幅和着头足矜持的节奏，像个步入法庭的法官。我穿一件黑色长棉大衣，白口罩遮住了大半个脸，硬边学生帽紧紧地压在眉骨上。
克瑜带我们上楼，这楼梯摇摇晃晃、吱吱哑哑甚是吓人。就在三楼顶有一间阁楼或叫亭子间，克瑜开门，把我们让了进去。房内光线极暗，或许是眼睛还没有适应，或许是室内唯一的光源“亮瓦”被积雪严严盖住。我们好象什么也没看清，只听见与光线同样微弱的声音在说：“坐吧，谢谢你们来看我。”
这间像“楔子”样的阁楼大概只有十平方米，不足四米长，不足三米宽。高的一边两米出头，被深黄色的幕布整个掩盖着。墙角靠着一张折叠床，大概是克瑜的行铺。矮的一边顶多一米，靠着更矮的一张床。现在可以看见他母亲斜躺在床上，头好象就顶着屋梁。用油毛毡做的屋顶因年久失修，剥落的地方再用大小不等的油毛毡随意地补着，只是在床的上面用整块旧帆布隔了起来，好看是谈不上的，两块雨迹奇怪地像“吻”。
敦林和我坐在中间靠墙的一张独脚小圆桌的两边。圆桌上铺了一块印花布，还有一个成色已旧但也精致的黑漆木果盘，盛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糖和瓜子。在圆桌和床之间有一个火炉，开水开了，克瑜倒了两杯茶，又给他妈妈换了一次热水袋。大概是热水的缘故吧，房间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他妈妈，说是五十岁了，看上去有太多捉摸不定东西，脸色苍白，两颊松弛，下眼泡浮肿，泛青，使唯一能留驻当年风华的眉眼像笼罩着一层雾蔼的湖水。嘴唇发黑而且收缩成婆婆状，牙齿也是黑的，像屋顶和墙壁，都被满口的烟熏黑了。
“吃糖。”
克瑜刚在火炉边坐下来，又急忙站起来给我们拿糖。
“克瑜常谈起你们两人，以至我都好奇了。”他妈妈从半躺的姿态换成半坐，克瑜在他妈妈的背后垫了一个枕头。她抿了一口茶，声音突然有了生气，虽然还是暗而沙哑地低沉着，却特别有磁性：“现在已是六十年代了，可你们两个还像二三十年代的年轻人。这能考电影吗？”说到这儿，她咳嗽起来。克瑜要起身，被她拦住。她缓慢地点燃了烟，自各自地抽了两口，动作的冷漠掩饰不了手的颤抖。她并不看我们，她和谁说呢，和想象中的二三十年代说吗？
“电影是假的，角色也是假的，但情感是真的。现在的电影需要的是阶级情感，可你们知道阶级情感是什么？除了政治知道，谁知道？”停顿。“你们知道吗？”话音落耳，她才把脸转过来，挑起的眉毛下面，竟是娇嗔的目光！但瞬间熄灭。她将散落在脸颊上的一纽头发往耳后拢了拢。
“不知道，怎么演……”她又自言自语起来：“不能老是在，一个模子，中填充，自己想象，的感情。情感假了，还剩下什么是真……还有什么可演，可看……”
她又点燃了一根烟。克瑜在她的茶杯里添了开水。她突然笑起来，“其实生活中大家都是很不错的演员，都习惯了，也无所谓真假。”几乎是轻快的语言、清脆的笑声。
“我是个全身毁坏了的人，我身上没有可用的东西，我已经不适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克瑜太幼稚，我早就撒手了。谢谢你们对他好。可你们的路更艰难。我累了。”
敦林本来是想听他妈过去的经历，特别是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演艺界。没想到她闭口不提过去，而对现实竟如此言简意赅。
我们俩起身告辞。克瑜把门打开了，我们正要出门，他妈妈看着我们说：“你别在意我说的，你别笑话我说的。”
敦林后来一直没回电影界，不知道他是否真在意了。
我的路倒应了“更艰难”……
1999年12月25日
海甸岛
【附注】
《记忆中的“影子回旋曲”》原是为萌萌主编的《1999独白》写的。临时改了《读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大概是觉得，在世纪的交界上，还不是回忆的时候，还要朝前赶几步路才好。其实，走得再远，“影子回旋曲”怕是消失不掉的。
張志揚，即墨哲蘭，武漢市人，1940年元月出生，1980年應全國招考500名社會科學工作者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1987年調入湖北大學德國哲學研究所，1994年調入海南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社會倫理思想研究所，至2015年底退休。
進學術界一直對西方哲學從事“檢測與防禦”研究工作，大體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對西方“形而上學”檢測與防禦（80年代）
以《瀆神的節日》、《重審形而上學語言之維》、《門•一個不得其門而入者的記錄》為代表
第二階段，對西方“現代性理論”檢測與防禦（90年代）
以《現代性理論的檢測與防禦》、《西學中的夜行》、《偶在論譜系》為代表
第三階段，對西方命脈“自然理性”檢測與防禦（21世紀17年）
以《我對“黑皮書事件”的態度》、《“技術統治時代”意味著什麼？》、《二零一六：發現密鑰遭天算》、《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為代表
四十年以揭示西方“進化論即末世論”歷史軌跡為己任。目的在於“歸根復命”，償還一個中國人欠負的民族債。
主要著作：
1、《渎神的节日——这个人在放逐中寻找归途的思想历程》（香港三联“学术精选”1992年，上海三联“学术文库”1996年，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2001年）；
2、《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3、《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4、《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997年两次印刷）；
5、《语言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6、《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门槛》（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7、《禁止与引诱》（上海三联“张志扬著作”1999年）；
8、《禁止与引诱-墨哲兰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9、《偶在论》（上海三联2000年）；
1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1、《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上海三联2003年）；
12、《西学中的夜行》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繁体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简体版，2010年）；
13、《偶在论谱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4、《幽僻处可有人行？（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主译：伽达默：《美的现实性》（北京三联“新知文库”，1998年）；
审校：（1）舍勒：《死、永生、上帝》（孙周兴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2）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白薇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3）施米特：《政治神学》（吴增定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